1162 襄阳群情-《汉祚高门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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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襄阳原本受荆州管制,与淮南、豫州本来就少有勾连。如果说有什么联系,那就是早年与淮南都督府多有物货资械的交易往来。

    可是随着行台创建,襄阳便转受洛阳行台管辖。原本的生意伙伴成为直接的顶头上司,而且沈大将军素来强势,以往那种融洽便渐渐不再,尤其最重要的是军械的买卖这一项开始受到极大的管制。

    原本各豪宗都可自由买卖械用以武装自家私曲,可是现在有了行台看管,军械的输送也转为行台向刺史府直接配给,这就直接制约了这些乡曲武装的发展。而他们早年在都督府买卖记录也都多有暴露各自私荫家底,难免忧虑会被行台深作追查。

    这种心理落实在言行上,就是对行台各种号令方方面面的抵触。像是这几人所抱怨临战内招大将,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

    至于所谓河洛不及襄樊,虽然桓宣也颇自得他在襄樊之间的治理,但也必须要承认河洛面貌远非襄樊可比。他们眼下尚在河洛外围,但是自南阳而上已经多见屯所分布,耕织据点不乏,尤其是乡境间秩序井然,绝无强梁盗匪横行道途,这一点是襄樊之间远远比不上的。

    桓宣治理襄阳虽然年久,威望甚足,但襄阳之形势复杂也的确是令人头疼不已。这一点从他今次率领的几名将领各自出身就能看得出来,既有襄樊本地豪强,又有雍秦流人首领,还有傒蛮渠帅酋长。

    这些人虽然一并统摄于桓宣麾下,但是他们各自也都自拥部曲,桓宣对他们也只能羁縻号召而不能如臂使指。

    这与个人才具无关,而在于襄阳这个地方实在太独特,恰好处在南北交冲、四方勾连所在,一旦天下局势动荡,必成各方势力汇聚所在,鱼龙混杂,实难定制。

    若非襄阳局势如此复杂,早年其地收复后,陶侃也不会安排桓宣这样一个非嫡系出身的将领镇守,而是应该以自家子侄镇守这样的地势要害。

    当然从这一方面也能看出陶侃年迈志衰,收取襄阳已经达到其人攻略的一个顶点,至于更宏大的北伐目标,已经不在其人考虑之内。

    桓宣能够在襄阳站住脚,且已经将地域治理的秩序初成,已经算是难能可贵。

    襄阳久处地边,久来不通中枢,但随着离地不盈千里的河洛之间崛起一个强势行台,对于乡境秩序自然有着极大影响。

    这一次行台将襄阳战卒纳入征战序列,在许多乡境豪强看来,大概行台是存念通过战争来消耗他们的部曲力量,因此应对难免消极。若非桓宣个人威望的号召,都未必能够在九月中完成集结军令。

    “大将军享于社稷重用,更久负南北时誉,殊功载身,才器宏大,今次征用我部讨伐关中群贼,可知必有笃定胜算在握,乃是关照提举之善意。诸位也都是各得乡勇推崇的雄士,当此大用之际,正该要勇于进事,小则彰显身名,大则壮益社稷,实在不该作懈怠懒志之想啊!以此弓刀才力尽用,求以裂土分邑、公侯殊荣!”

    面对众将的消极,桓宣也只能做如此激励。

    “勇冠三军之烈,不如草得句读之能,使君所言诚是嘉望,但究竟能有几分实在,我等也实在不敢妄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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